1949年，军统少将正在街上闲逛，忽然看到一个过去认识的地下党很眼熟，大喜过望，冲上前去将人紧紧抓住，对着周边的群众口中大喊：“这人是大叛徒，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！
1949年12月中旬，刚刚解放的重庆城弥漫着湿冷的大雾。街头上贴满了红色纸张写就的解放标语，热烈的锣鼓声与战火留下的废墟交织在一起。这个高喊“抓叛徒”的中年人叫李修凯，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。
几天前，眼看着大势已去的李修凯，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自首登记处，缴出了两支毛瑟手枪和黄金，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公安部登记自新。
当时，接待他的公安干部严肃地告诉他：“党的政策是首恶必办、胁从不问，允许你反省，立功自赎。”
得到宽大对待的李修凯日夜寝食难安，他太想找一个足够分量的“投名状”来洗刷自己的罪孽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今天在大同路上闲逛时，迎面竟然撞上了一个被全城通缉的“大鱼”。
这个被死死揪住的人叫冉益智，也就是红色小说《红岩》中大叛徒“甫志高”的现实原型。此时的冉益智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，帽子压得很低，神色慌张、低着头试图混进买菜的人群中。
可李修凯对这个人太熟悉了。1948年，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冉益智被特务逮捕。
这个平时西装革履、满口革命真理的“高级干部”，在特务的刑讯室里还没捱上几下打，仅仅被棉被蒙着头抽了几个耳光，就吓得瘫软在地，连连求饶：“我说，我说！”
冉益智这一跪，彻底成了引爆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火药桶。为了活命和邀功，他不仅指认了坚贞不屈的战友许建业，还供出了整个重庆地下党市委的全部秘密名单。
更卑劣的是，进入特务机关后，他甚至与同样叛变的刘国定展开了一场毫无底线的“争功竞赛”，抢着指认、出卖昔日的同志，以换取国民党的信任与犒赏。
江姐（江竹筠）等上百名革命志士惨遭逮捕，并最终牺牲在歌乐山大屠杀中，冉益智就是主要的罪魁祸首。
凭着满手战友的鲜血，冉益智确实换来了几天风光日子，他被授予了军统中校军衔，整天吃香的喝辣的。
可好景不长，1949年11月底，重庆即将解放。冉益智哭着哀求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带他飞往台湾，却被徐远举冷冷啐了一口：“你一个叛徒，带去有什么用？”
被彻底抛弃的冉益智仓皇逃回北碚老家，烧毁了所有的特务证件。他心存侥幸地以为，那些知道他叛变细节的烈士们多已牺牲在渣滓洞，只要自己混在普通老百姓里，就没人能认出他这个满手鲜血的汉奸。
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报应来得如此之快，他偏偏在大同路上撞见了急于立功的李修凯。
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！你认错人了！”被死死攥住手腕的冉益智面色煞白，拼命挣扎，试图甩开李修凯的双手。
“认错人？你化成灰老子也认得你！”李修凯的手指像铁钳一样紧紧扣进冉益智的皮肉里，扭头对周围聚集的群众扯着嗓子大吼，“大家快来搭把手！这个人就是冉益智！是大叛徒！出卖了江姐，害死了百十号共产党，歌乐山大屠杀就是他干的！”
“江姐”和“大屠杀”这两个词，瞬间像钢针一样扎进了在场市民的心里，老百姓积压已久的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
“打死这个软骨头！”“出卖同胞的狗汉奸，不能让他跑了！”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，无数双脚和拳头朝冉益智砸去，将他死死按在湿滑的石板路上。
在群情激愤的群众协助下，李修凯押着如烂泥一般的冉益智，一路小跑扭送到了新生的人民政府公安部。
这一幕，成了那个新旧交替时代里最荒诞、也最深刻的历史讽刺：一个满手鲜血的军统少将，为了自我救赎，在街头当众抓获了出卖同志、甘当鹰犬的地下党大叛徒。
1951年春天，经过人民公审，多行不义的冉益智被依法判处死刑，执行枪决。而李修凯也因为抓获大叛徒、供出重大潜伏特务名单的重大立功表现，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。
历史的硝烟终究散去，在这场新旧时代的更替中，那些为了信仰流尽鲜血的烈士，将被人民永远铭记；而背叛信仰、玩弄阴谋的投机者，终将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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